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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仲礼:爱祖国 爱上海 爱科学 文化频道

  “智库之宝”

  “1958年,我决定离开我的第二故乡西雅图,回到我的第一故乡上海,希望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。今天来看,我从小就有的、以及回国时的为国为民服务的愿望,已经实现了!”他确实实现了毕生的夙愿。从参与浦东的决策开始,科学院被赋予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,张仲礼也有了更能“大展”的舞台:他主持了多项项目的研究,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提供智力支撑。

  张仲礼特别注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,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,在国家重大战略上发出智库的声音,发挥哲学科学的决策作用。有学者认为,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叫“智库”,但实际上从上世纪十年始,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在这样做。

  【学术档案】

  张仲礼(1920.4.10-2015.9.19),经济学家、经济史学家。江苏无锡人,1941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系,1948年、1953年分别获得美国大学经济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1952年获得美国科学研究理事会,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,2008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“亚洲研究杰出贡献”。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代表。历任大学经济系副教授、远东研究所研究员,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上海科学院院长。在美国时期,用英文著有《中国绅士》、《中国绅士的收入》等;还有《英美烟在华企业资料汇编》(四卷本)、《沙逊集团在旧中国》、《近代上海城市研究》等30余部著作和编著在国内出版。

  

  【“要有坐冷板凳的习惯”】

  ◆今天翻阅《中国绅士》的读者,很难不被其中旁征博引的史料所折服。对于该书的写作过程,张仲礼曾回忆,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资料储备为他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,如获至宝的他几乎天天都泡在那里,一本本翻阅摘抄。“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,要认真、严谨,还要对国情、世情、史情都能了解”,这成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。

  【爱逛菜场的“议案大王”】

  ◆20年间,文化频道作为全国代表,张仲礼提交了61个议案,8个是年度的“一议案”,因此获得了“议案大王”的称。他说,“科学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科学,这涉及到人的问题、民生问题、问题,需要不断推进它们的建设,人代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力。”他在80多岁高龄时还自己上菜场买菜,实地调研民生问题。

  【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】

  ◆2004年,张仲礼荣获上海市哲学科学学术贡献,金有5万元。生活节俭的他将全部励贡献出来,设立了“张仲礼学术励基金”,用来励从事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,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成长。那些在学术道上曾获得过“张仲礼”的学者也如他所愿,大部分都成长为今天的学术、学科带头人。

  《中国绅士》:用看得懂的方法,讲述中国故事

  “他是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。”这个“他”,就是张仲礼。2008年,他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最高荣誉“亚洲研究杰出贡献”,也是首位获此项的中国学者。其实,早在上世纪50年代,在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,凭借着学术作《中国绅士》的开创性研究,就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。

  多年来,海外中国学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,几乎没有不参考张仲礼的这部著作,其影响力之大,不可估量。为什么一部著作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国际影响?《中国绅士》用的研究方法,把经济史的研究和经济计量结合起来。有学者认为,这是用看得懂的方法和术语讲述中国故事,因而让中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有了话语权和影响力。

  上海科学院院长张道根进一步解析到,《中国绅士》专门研究儒生尤其是科举制度有成就的独特阶层,中国封建晚期这个阶层的作用及收入。虽中外学者很关注这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,有论著描述过中国绅士,但深入系统研究尚属空白,张先生乃深度开拓者和系统研究者。他查阅中国19世纪甚至整个清朝大量历史资料,包括文献、中国省、府、县志以及家谱和族谱并中国、日本和学者众多著述,积累,潜心研究,综合比较,数年磨一剑,成其大作。“学习张仲礼先生,就要像他那样潜心治学。当代中国,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功底扎实、思想深刻、创新开拓的哲学科学理论,哲学科学工作者要像张仲礼先生那样,聚焦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,浮躁、专心致志、勇于创新,拿出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哲学科学研究。”他这样说。

  历史学家王家范也认为,选择“绅士”作为研究对象常有智慧的。“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,绅士是传统中国关键性的、枢纽性的阶层,这个群体能够联动上下、带动四周,无疑是研究‘运作’问题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。”但是,进行群体研究又是颇为需要勇气的,必须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,把这个课题的重要资料全部梳理。在张仲礼那个时代,将数量应用于处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史料还并不常见,因此,今天翻阅这本书的读者,很难不被其中旁征博引的史料所折服,研究中所用的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数据,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卷帙浩繁的地方史乘“进行细心钩沉和耙梳之上”。

  对于《中国绅士》的写作过程,张仲礼曾回忆,大学图书馆当时丰富的资料储备为他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,如获至宝的他,几乎天天都泡在那里,一本本翻阅摘抄。1952年,张仲礼荣获美国科学研究理事会金,他得以用国家级学者的身份造访美国主要学术机构,获得了更丰富的馆藏史料。“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,要认真、严谨,还要对国情、世情、史情都能了解。”这也成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。

  也正因为如此,这样一本研究对象新颖、资料翔实、方法先进的学术,自1955年一经出版,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反响——

  “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。”他的导师弗兰兹·迈克尔在该书导言中指出其作为“开山作”的历史地位。后来,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《美国与中国》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:“《中国绅士》是一本从有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。”《美国历史评论》更是称此书是“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”。

  在学术界一举成名,使张仲礼很快当上了大学的教授,并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流砥柱: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《中国绅士》、《太平史》、《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》、《中国绅士的收入》,都出自他之手。到1958年底,38岁的他已经晋升为副教授,获得终身教职。同年,美国通过了《国防教育法案》,美国许多基金会开始大力赞助对中国的全方位调查研究,以培养为其服务的“中国通”。可以预见,张仲礼未来的学术前景会是多么的璀璨。

  但也是在这一年,他做出了一个“惊人”的决定:回国。

  推动社科院的国际化,让上海研究世界

  多年后,总有年轻人问张仲礼:“你在美国有名有利有地位,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?”而对于历经旧风霜、渴望祖国强盛的他来说,这个今轻人或许会难以理解的问题,是不难作出抉择和回答的。

  “知识总是可以报效祖国”,这是他毕生的。他说,早年在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时,自己就已经立下了报国之志。中学是育才中学,大学是大学,这些“都是与外国人合办的名校。在学校我学习外语,但没有忘记我是中国人。”1941年,毕业后的他满怀干劲地奔向,却发现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并不需要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,整整五年,他同经济理论没有打过交道。恰好1946年夏,国民在上海了一场赴美留学生选拔考试,张仲礼参加了这场考试,“要是我能出洋留学,得个硕士、博士学位回来,或许我的经济专业就可以被用上了。”1947年初,他如愿乘上前往美国的货轮,来到位于西雅图的大学经济系,攻读硕士、博士、留校任教……

  但远在异乡的张仲礼,始终惦念着大洋彼岸的这头。祖国,新生了!为了解新中国的情况,他常常去图书馆翻阅经常报道祖国讯息的《华侨日报》。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,他和夫人还给家里新添的两个孩子,取名为“国亮”和“国强”。1955年后,中美关系有所松动,张仲礼收到了父亲的来信,信中详述了新中国的变化,以及党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召,自此,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去。

  1958年底,完成了在美国全部工作的张仲礼,不顾学校的劝阻,放弃终身教授的职位,卖掉刚刚分期付款购买的子,只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行装,按美方痛留下他辛勤搜集的全部史料,就和夫人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回国的。当时,归国的人还是凤毛麟角。他在美国的同事、朋友疑惑不解,甚至连官也觉得不可思议,以至于回国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:美国官将他们夫妇分开征询是否真的“自愿”回国,只要一方承认“不自愿”,就不放人。

  回国后不久,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科院。由于社科院的建院与他的回国几乎是前后脚,晚年他不止一次说过,他仿佛就是为了它才回来。在上海社科院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,张仲礼也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,一直做到副院长、院长,共同度过了“风雨同舟的半个世纪”。

  最初,张仲礼被分配到的是史料整理工作,一开始进行无锡荣氏家族企业史料的研究,后来着手英美烟草在华企业档案的整理。面对一箱箱堆满灰尘的史料,整天的工作就是记录、查阅、再记录的无限反复,旁人看来很无聊的事情,张仲礼却说,要有坐冷板凳的习惯。当年与他共同参与史料整理工作的陈绛教授曾回忆,文化频道他还将自己在研究《中国绅士》时得到的经验与方法传授给同行,运用到当时的企业史料,提高效率,更加务实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轨迹。

  “”中,张仲礼比受到更大的冲击。即便这样,回来报效祖国的,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待遇而减少过。

  1978年,张仲礼重新回到复建后的上海科学院。再次拿起《英美烟在华企业史料》的案卷,已蒙上了厚厚的灰层,整整十年浪费了。但“惋惜是无济于事的。唯一的出,是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”当时的社科院提倡以集体的力量做资料工作。集体完成任务,不允许有出头者,但张仲礼丝毫不在乎名誉,通宵达旦地工作,很快,他们在“”前从事的《英美烟在华企业资料汇编》《沙逊集团在旧中国》等史料整理工作相继完成,并陆续出版。

  1984年1月,张仲礼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(主持工作);1987年6月,升任院长。展望未来,他非常激动,这并不是源于他的个人野心,而是因为,这个新的职位,能够更好地实现他想为上海社科院的复兴竭力贡献的愿望——

  他也的确为社科院注入了新的活力,让它发挥出了全部的学术潜力。担任院长后,他发动经济所和历史所的中青年,组织了一支合作的研究团队,开展“近代上海城市研究”,综合研究了上海经济、、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,被业内一致评为我国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。以上海为起点,他又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东南沿海城市,又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沿岸,先后出版了《近代上海城市研究》《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》《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》。这三本著作,被学术界称为“中国城市研究三部曲”。“做研究就是要有团队”,他所开创的“跨所结合”的团队研究方式也就此成为社科院的传统。

  与此同时,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动社科院的学术国际化,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与学术成就影响,当起了中外学者的“红娘”。他说,“年轻学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触比较好的学院,接触他们优秀的教授,面对面地听课,参与他们的学术,对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。尤其是学习国外是如何研究问题的,学习他们探究问题的,从而加以借鉴,对年轻人进一步开展研究绝对有好处。”当时出国的条件有限,为了将更多的青年人送出国,张仲礼不坐公务舱,“我每坐一次经济舱,等于是三个人可以出国。我要把这笔钱省下来,给我们的青年人去美国用。”

  学术交流是双向的,在鼓励并派遣中国学者去国外交流的同时,张仲礼也着力邀请国外的大咖学者到中国来,实地考察中国,加强合作。在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仲礼“2008年亚洲研究杰出贡献”的表彰信中,除了提及他的中国绅士研究以及后来对上海外国企业的研究之外,还有以下一段话:“被任命为上海科学院院长后,在他包容、充满和前瞻性的领导下,上海科学院向外国学者敞开了大门,使上海研究的从伯克利延续到了剑桥,从巴黎延续到了东京。”

  在美国,他让世界认识了中国;在中国,他让上海了世界。

  让科学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发出智库的声音

  “1958年,我决定离开我的第二故乡西雅图,回到我的第一故乡上海,希望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。今天来看,我从小就有的、以及回国时的为国为民服务的愿望,已经实现了!”2008年,年事已高的张仲礼不便亲自前往领受“亚洲研究杰出贡献”,在事先的答谢词里,他这样动情地说道。

  他确实实现了毕生的夙愿。毕竟,对于从小就胸怀强国之志的张仲礼来说,他“注定是要创造历史,而不仅仅是研究历史”。

  1984年,刚刚“新官上任”的张仲礼,接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任务——接待前来上海考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智囊团。正是在这次会议上,他们第一次提出要浦东的设想。他曾回忆,“当时,我们开了整整两天的研讨会,讨论很热情。当时浦东还是一片农田,我们认为在此基础上新建一个中心要比在浦西改建好得多。

  也就是从参与浦东的决策开始,科学院被赋予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,其角色不仅仅是“大讨论”,而是直接为绘就发展草图了。这意味着张仲礼也有了更能“大展”的舞台:他主持了多项项目的研究,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提供智力支撑,如1994年的《浦东与上海贸易中心的重建》,1996年提出的《应及时制定“保税区管理法”》的“一议案”,还为上海建设生态城市“疾呼”,提出举办世博会的设想……这些卓有远见的献策,毫无疑问,都融入在了上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轨迹里。

  在“亚洲研究杰出贡献”的答谢词中,张仲礼还提及了自己从1983年到2003年作为中国全国代表的经历,他心满意足地说,终于“实现了我年轻时报效国家的理想”。20年间,他提交了61个议案,其中有8个是年度的“一议案”,他也因此获得了“议案大王”的称。

  回过头来看,当年张仲礼提出的那些议案,在今天有的已为法律载入在册,有的则成为普遍的意识,影响深远。但他也坦言,参政议政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最初,他也不过认为当选代表“是一种荣誉感”,直到1987年他第一次提交议案——那时,知识队伍人才老化的状况十分严重,其原因是职称评定周期的不确定。在六届全国五次会议上,张仲礼提交了《关于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聘任经常化制的》,后被列为“一议案”。提出后不久,有关部门就落实决定,以后专业职称评定每年都进行一次。这让他真正意识到,“当代表更是一种职责”。文化频道

  20年间,无数次被问起当代表的感想,张仲礼总是说:“科学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科学,这涉及到人的问题、民生问题、问题,需要不断推进它们的建设,人代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力。”正因为这样,人们也看到了他极为“接地气”的另一面:为了更好地了解,他在80多岁高龄时还自己上菜场买菜,实地调研民生问题。

  张仲礼特别注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,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,在国家重大战略上发出智库的声音,发挥哲学科学的决策作用。有学者认为,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叫“智库”,但实际上从上世纪十年始,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在这样做,这为我们今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开辟了先风和先河。“智库之宝”,张仲礼也因此在上海社科院有了这样的美称。

  即便是卸任院长职务后,张仲礼仍会每周到社科院上班两天,亲自布置、讨论学术事宜。晚年,他牵挂最多的是人才的培养。谈到年轻学者的发展问题,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要求:“不能不费多大工夫,也不进行多少思考,就开始写东西。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,并且一定要有创新,有新的资料、新的研究方法、新的思,才能开始写。东抄西抄、匆匆忙忙,肯定是站不住脚的。既然写,就一定要写有生命力的著作。”

  张道根认为,学习张仲礼先生,要像他那样实在。先生宅心仁厚,朴实无华,很关爱年轻人,对年轻科研人员宽容有加、厚爱有加、提携有加。他回忆说,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上海社科院读博士学位期间和在经济所做研究期间,有机会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,有机会多次同国际著名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一术交流,都靠张仲礼先生支持、帮助和安排。

  在提携后辈上,张仲礼还做了一件令所有人的事情。2004年,因“19世纪中国绅士阶层的原创性研究及学术的国际声誉”,张仲礼荣获上海市哲学科学学术贡献,金有5万元,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生活节俭的他却将全部励贡献出来,在院领导、全院职工和部分院外人士的支持捐助下,设立了“张仲礼学术励基金”,用来励从事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,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成长。那些在学术道上曾获得过“张仲礼”的学者也如他所愿,大部分都成长为今天的学术、学科带头人。

  每年的社科院研究生开学典礼,张仲礼都会被邀请去为新生讲话。每年,他都会勉励师生,“热爱祖国、热爱上海、热爱科学事业。”在这“三爱”里,包含了他全部的人生选择,而他对后辈和未来中国社科事业的期许,也完全凝结在这句朴素的格言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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